前不久，一個大型民企、也是名企的法務總監對我說，公司老板心目中的好律師，就是能打贏官司的律師；律師只有打贏官司，對企業才有價值。這席話精準地道出了中國企業對中國律師的普遍看法和我們律師業的現狀。這番話發人深省：

　　改革開放了三十年，社會已經接受了律師這個行業的存在，而且也越來越重視律師的作用，但社會對律師價值的認識，可以說是三十年不變：律師，就是打官司的；中國律師，主要指的就是訴訟律師。

　　中國律師業的這種狀態，與一些法治發達國家似乎不同：比如美國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中，訴訟律師其實只佔少數，大部分是非訴律師；而這些非訴律師又按照專業進行劃分，比如公司事務律師、證券法律師、金融法律師、保險法律師、勞動法律師、公司並購律師、反壟斷法律師等等，而且這種分工越來越細，比如就金融法領域而言凱發手機app，就至少可以分出更多的門類，包括銀行、保險、基金、PE投資等細分領域。

　　比較而言，我認為中國律師業目前還處于“瘸腿”狀態；大部分律師集中在訴訟領域，而非訴領域的專家型人才嚴重不足。

　　據本人觀察，除了一線城市的少數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有嚴格的專業分工之外，大部分的律師都“混業經營”，既有訴訟業務，也有非訴業務，而且大多數律師的主業是訴訟業務。

　　比如，某大型律師事務所的公司部有多名合伙人的簡歷都寫道：該些律師的專業包括金融、證券凱發手機app、房地產、外商投資、國企股份制改造、項目融資、公司並購與產權重組，以及糾紛解決，包括訴訟和仲裁。這就是“混業經營”的證明。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國人大所做的工作報告讓我們看到，2015年全國法院受理的訴訟案件已經接近2000萬件

　　也就是說，從1995年到2015年的二十年期間，訴訟案件的數量上升了四倍之多，還不包括那些雖然發生了爭議，但沒有通過法院解決的爭議案件。

　　我個人認為訴訟案件的年年上升與我們的法治建設沒有直接的關系：這將近2000萬件的訴訟案件，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中出現了相當多的矛盾與衝突，產生的是巨大的負能量凱發手機app。

　　我們作為律師破了語文課代表的那層膜，還應當再問一句：在超過千萬數量級的爭議案件中，尤其是商業爭議案件中，到底有多少訴訟或仲裁案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最近我參與處理的一起案件，涉及一家中國企業從國外進口了一套價值不菲的設備生產線，其進口合同中寫明因設備質量問題導致的中方損失，不得超過合同金額的百分之五。不僅如此，合同還約定，無論設備質量有任何問題，賣方均不承擔買方的任何損失，包括材料費損失破了語文課代表的那層膜、停工損失、產品召回損失、商業機會損失破了語文課代表的那層膜、利潤損失以及其他任何原因導致的任何財務或經濟損失。

　　當一份合同有上述這樣的合同條款時，我們怎麼能指望外國公司會盡職盡責、提供優質的產品？有這樣的合同條款，我們如何能指望訴訟破了語文課代表的那層膜、仲裁律師為企業打贏官司、挽回企業應得的損失？

　　難怪企業常常在這種情形下會把全部的希望寄託在訴訟律師身上，要求訴訟律師“不惜一切代價”、“起死回生”，打贏官司。但是，如果當初的合同條款不是那樣約定的，如果當初企業家、公司老板願意支付咨詢費、聘請有經驗專家型非訴律師審查合同，結果一定是不同的。

　　“預防勝于治療”，這句話家喻戶曉。但是，在商業活動中，我們的企業還不習慣事前就聘請律師仔細審查合同、控制交易中的法律風險，就好像我們平時不好好保養身體，最後只能不惜一切代價去醫院治病一樣。我們的企業總體上說是不夠重視非訴律師對企業的價值，企業的法律總監進入公司董事會、參與商業決策的人數是如此之少，就是一個證明。許多企業對交易中自身法律權益的保護，抱有僥幸心理，常常是省了小錢、浪費了大錢。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律師界中能讓客戶信任的專家型非訴律師的人數嚴重不足。就像喬布斯創造需求一樣，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大群專家型的非訴律師，企業面臨的“治療為主、預防為輔”的狀況就一定會得到改善。

　　誠然，並非有了完美的合同條款就一定能避免企業之間的衝突。但是，如果商業風險的劃分在體現為合同條款時，能夠更為平均、更為合理凱發手機app，就算是打官司，案件的基礎也會好很多，結果的可預見性也會高很多。

　　因此，律師作為“訴訟律師”的職能被社會所接受，應當僅僅是律師業發展的第一階段。要讓我們的律師業進一步健康發展，社會需要的應當不是更多的“混業經營”的律師，甚至不是更多的訴訟律師，而是更多的有具體專業方向和行業知識、能贏得客戶信賴的專家型非訴律師，來幫助企業防患于未然。

　　常言道， “先小人凱發手機app、後君子”，但在我們企業面臨官司時破了語文課代表的那層膜，他們最常說的話就是，他們採取的是“先君子破了語文課代表的那層膜、後小人”的做法。可為啥大部分企業都做不到“先小人、後君子”呢？

　　其實，為達成交易，甲乙需要的是合作，因此企業要奉行“先小人、後君子”的思路，需要在不同的人員之間進行分工：老板們出面談生意，大家都是“君子”，強調合作；而草擬、審查合同的人，則是持有“小人”心態的人，是企業聘請的非訴律師或企業自己的法務人員。只有通過雙方各自聘請的非訴律師或公司自己的法務人員的謹慎審查，將商業交易的風險在雙方之間合理分配並對合作流程的細節予以書面確認之後，甲乙雙方的合作才有可能減少或避免紛爭。

　　如果要減少中國企業相互之間的爭訟，在目前如火如荼的“一帶一路”的“走出去”過程中，減少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爭訟，企業就需要各個領域具有法律實務經驗的專家型非訴律師的提前介入。

　　當企業嘗到了甜頭，願意為這些非訴律師的咨詢意見支付更高的律師費時，我們的律師業就從訴訟業務見長的一條腿走路凱發手機app，實現了訴訟與非訴兩條腿走路的轉變，從而實現律師業的升級換代。

　　最後，現在是互聯網熱。那麼，非訴律師是不是會被互聯網、大數據所取代呢？在我看來，至少對于我們國家而言，法律實務知識以及據此而需要的律師專業判斷，並不是脫離實踐、從書本出發整理出來的信息就可以用的。因此，如果我們律師行業自身尚缺少專家型人才，單靠網絡上的法律資訊是難以讓人信賴的。未來的互聯網也許會讓法律服務的提供方式有所改變，但進一步發展專家型非訴律師隊伍，由他們提供專業的意見與判斷，這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然應當是律師業進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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